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稻盛和夫:成就事业要“动机至善、私心了无”

来源: abcggg 2020-6-29 10:22:27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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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新事业的动机每晚自问自答

利他这一项“德行”是击破困难、召唤成功的强大原动力,在参与通信事业时,我对此有深切的体会。

现在,有若干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已是常态。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,国营企业电电公社却在商业上垄断了整个通信领域,为了引进“健全的市场竞争原理”,降低比国外高得离谱的通信费用,日本政府决定实行通信自由化的方针。

将电电公社民营化、变为NTT的同时,允许新企业加入通信领域。然而,要与曾经独占通信事业的巨人NTT一决胜负,风险太大,没有一家企业敢于挺身而出。这样的话,名义上官办企业变民办,但公正的竞争仍然无从谈起,国民还是享受不到费用下降的好处。

“既然如此,就让我来试试吧”,这个想法在我心里抬头。我认为,以风险企业起家的京瓷最适合发动这样的挑战。

但是,与NTT竞争是蚂蚁与巨象之战,京瓷处于绝对劣势。而且行业不同,通信对我而言,是完全未知的领域。然而,一味袖手旁观,竞争原理无法启动,国民降低费用的要求只能止于画饼充饥。这种情况下,明知自己犹如堂吉诃德,我也要一试身手。

虽然有了这个念头,但我却并没有立即报名参与。因为我需要严格自问:在我的参与动机里有没有夹杂私心,为此,每晚临睡前,我都要自问自答:

“你参与通信事业,真的是为了国民的利益吗?没有夹杂为公司、为个人的私心吗?是不是想出风头、要引人注目呢?你的动机真的纯粹吗?没有一丝杂念吗?”

反复这样的自问自答,就是说,是不是“动机至善、私心了无”—— 一次又一次,我不断扪心自问,借以审视自己动机的真假善恶。

这样,经过整整半年,终于确信自己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,我这才着手设立DDI(即现在的KDDI)。

新企业揭晓,还有其他两家参与竞争。舆论认为,三家企业中,以京瓷为母体的DDI条件最差。这也难怪,因为我们缺乏通信事业的经验和技术,通信光缆、天线等基础设施也必须从零开始构筑。同时,销售代理店的网络建设也得从零起步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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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为世人为社会尽力

然而,在这也没有、那也缺乏的逆境之中,营业活动一开始,DDI在三家新介入企业中,业绩一路领先。这是为什么呢?当时,直到现在,许多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对此,我的答案只有一个,就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为国民尽力的、毫无私心的动机。

DDI创业时,我反复激励员工:“为了国民,我们一定要把长途电话费降下去”、“人生只有一次,我们一定要把它变得更有意义”、“现在的机会是百年一遇,我们要心存感恩,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”

因此,不是为自己的利益,而是要为国民做贡献,这种纯粹的志向为DDI全体员工所共有,大家从内心渴望成功,拼命投入工作。这种精神感动了代理店和客户,获得了广泛的支持。

DDI创建不久,我就给了一般员工按面额认购股权的机会。因为我看到,随着DDI不断成长发展,股票终将上市,到时就可用资本收益的方式回报员工们的努力,同时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之意。

而同时,作为创业者,我本来可以获取最大的股份,但实际上我连一股也没有。因为在DDI创业之初,我就下定决心,不掺杂任何私心。

如果当时我持有哪怕一份股权,当有人质疑我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自己赚钱时,我将难以反驳,这样,DDI前进的轨迹也将会不同。

当我着手移动通信事业时(现在的au),也有类似的经验。从DDI开业后,我就确信手机市场前途无量,手机的普及将给国民生活带来莫大的方便,所以决定参与这项事业,但是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紧随DDI之后,还有一家公司报名参与。但因为频率的关系,除NTT之外,同一地区只允许一家公司营业。这样两家新入公司就要把全国的服务区域一分为二。

从效益角度考虑,大家都想争取人口稠密的首都圈,因此双方很难达成协议。为了公平,我提出抽签的方案。但遭到当时邮政省的批评。他们认为这么重大的事情,用抽签解决太不慎重。

但是,没完没了地僵持下去,不会有任何结果。如果双方都不肯让步,移动通信事业在日本就无法顺利开展——考虑到这一点,我将首都圈和中部圈这两个最大的市场让给对手,而把剩下的地区留给自己。

因为自己主动提出接受不利条件,在DDI的董事会上,大家都很吃惊,怎么豆沙饼的馅让给对方,自己只吃皮?但是,我用“损而后得”、“输而后赢”这样的话,好歹说服了大家,我说,只要大家共同努力,就能把这豆沙饼之皮变为黄金之皮。新事业就这样开始了。

但是,事业一旦展开,出人意料,我们的业绩快速攀升。众所周知,今天的au同NTT Docomo已成分庭抗礼之势。

DDI和au的成功,我认为,无非是“为世人为社会尽力”的愿望获得了上天的庇荫,证明了只要动机至善,事业就一定能够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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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为世人承担责任和义务

京瓷的经营理念是:“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,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。”企业经营的目的,首先是保障员工的生活和幸福。但如果仅仅是这一个目的,那么就会陷入只为自己一个企业谋利的本位主义。企业是社会公器,还必需为社会、为世人承担责任和义务。

创业后不久,我就意识到这一经营的大义。几年后,企业的基础已经稳固,我把年终奖金分发到每个员工的手里。然后我提议,大家可否拿出奖金的一部分用于社会捐赠。全体员工都拿出一点钱,公司再拿出同额的资金,捐募给过年买不起年糕的穷人。

就是说,京瓷创业后不久,全体员工就实践利他的精神,从自己汗水的结晶中拿出一部分,不分多寡,用来与他人分享,为社会出力。

“为世人为社会尽力,是作为人最高尚的行为。”出于这一信念,我个人在1985年创立了“京都奖”。从我所持的京瓷股票和现金中拨出200亿日元,设立了稻盛财团,遴选在尖端技术、基础科学和思想艺术领域做出优异成绩和卓越贡献的人,彰显其功绩。京都奖及其宗旨受到了广泛好评,现在已成为可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国际性奖项。

4

赚钱不易,用钱更难

京瓷迅猛发展,我的资产也水涨船高。但是这资产来自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努力,我无权将它私有化。社会赐予的财富,或者说社会暂时委托我保管的财产,必须回馈社会,为社会服务——这是设立京都奖的初衷,京都奖是向社会报恩,同时,也是我利他哲学的具体实践。

前文提到“求利有道”,我想还要讲“散财有道”。赚钱不易,用钱更难。以利他精神赚来的钱,也要用利他精神花出去。这样才能“正确散财”,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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